当前位置: 主页 > 汉风廉韵 > 读文思廉 >
姚莹之“幸”

  书斋,从来是读书人寄情寓志、安顿灵魂的地方,单看那言极简意极深的“斋号”,其个性、志趣、人生态度与精神追求便往往尽在其中。

  清代藏书家鲍廷博的“知不足斋”,现代学者吕叔湘的“未晚斋”,国学大师王利器的“争朝夕斋”,著名作家许地山的“面壁斋”,林语堂的“有不为斋”,姚雪垠的“无止境斋”等,皆是充满智慧予人启迪的上乘斋号。

  晋代陶渊明的“归去来馆”千古闻名,一篇《归去来兮辞》拨动千万人的心弦——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字字句句如出肺腑,极写归去来后的一切都是无限的愉悦与美好,来反衬对过往的厌倦。感情真挚,语言朴素,音律谐美,宛如天籁,堪称完美。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对此文极为推崇,直言 “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

  陶渊明二十九岁出仕,任官十三年,四十一岁时,最后一次做官,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泽令即辞官回家。当时郡里一位督邮来彭泽巡视,官员要他束带迎接以示敬意。他气愤地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即日挂冠去职。陶渊明之所以义无反顾地归去,乃出于对当时腐朽现实的不满,故特作《归去来兮辞》以明心志,并以“归去来馆”名之于书斋,显然,其“今是”与“昨非”令他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清代姚莹的“十幸斋”,知名度显然不如陶公等人,但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更显其特别的价值。他认为,自己的一生是幸运的,因而以“幸翁”自名。他说:“生平幸得于天者十事,以名其室而为之辞焉。人生有托,使在荒裔绝域或僻陋之乡,则蠢然没世已耳。”

  这十幸分别是何事?一幸“生在桐城文物之邦”。二幸姚家代有名贤,学问文章,道义宦绩,渊源有自。三幸自己一试得举,一试成进士。四幸方少出仕,周历世事,见识大涨。五幸有林则徐、陶澍、刘鸿翱三公举荐,天子用之。六幸天子念其劳,为之昭雪。七幸一再出关,西至喀木(今西藏昌都、四川甘孜一带),殊方情事,了然可征。八幸全身而退。九幸贫士以禄为养,不使途穷。十幸有妻偕老,和敬无违,有子虽少,诗礼自好。大有繁华阅尽,随遇而安,知足常乐,云淡风轻之意,其实,怡然平和的文字里,蕴涵的是洞彻世事的大智慧,天地世间,“予我者厚哉”。

  这位常能感受到人生之幸的姚莹,是鼎鼎大名的桐城派文章大家姚鼐侄孙。姚莹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中进士,二十一年(1816年)任福建平和知县,办事干练,诛奸抑暴,“所至鸡犬不惊,民无扰攘,风俗一变”。次年,调任龙溪知县,得到“闽吏第一”的美誉。道光十七年(1837年),姚莹擢升台湾兵备道,加按察使衔。鸦片战争爆发后,姚莹和总兵达洪阿一起,组织和率领台湾军民五战五捷,沉重打击了英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道光帝闻讯大喜,欣然在奏折上批道:“稍纾积忿!”“嘉悦之怀,笔难罄述!”谁能想到,战事结束后,权臣耆英却诬告姚莹“冒功欺罔”,姚莹竟被贬“以同知直隶州知州”身份,“发四川效用”。尽管这样,敌视他的官员仍未收手,姚莹甫至四川,即令其“使乍雅(今西藏察雅)”,“往返六七千里,道经绝漠”,使其受尽折磨。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姚莹以暮年辞官回乡,修葺祖宅,并名之曰“十幸斋”。在古代,人们往往以生前显贵,死后哀荣,万众仰视,耀祖光宗为人生最高追求,也被视为最大幸事。可文武兼备、功勋卓著却一路坎坷、饱受委屈的姚莹竟说自己不只是幸运,而且大幸,且幸有十焉,不免令人疑惑。其实,倘若切己体察一下,即可廓清一二,无论是万民拥戴,还是身陷囹圄,都被他当作“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的人生大幸。雷霆也罢,雨露也罢,皆是历练,皆是生活给予的恩赐与厚爱,他时刻不敢忘记这份恩德。能有此等胸怀,此等境界,古今中外,几人能与伯仲?

  斋号真是一扇历史的窗户,所呈现的世界既丰富又精彩,特别是那堪称注脚的斋记,让尘封的岁月穿过千山万水活灵活现地翩翩走来,无论是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还是欧阳修的《非非堂记》,抑或是姚莹的《十幸斋记》,斋主的内心世界已通体透亮,它是钥匙,是心灵的显微镜,是破译一个既复杂又简单,既狭窄又博大的神秘世界的密码本。

  斋号是一部厚重的大书,姚莹之“幸”更是耐读无比。(马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