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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气伟然说汪楫

名与实孰亲?文与行孰贤?只有走出书斋,走进社会,经过磨砺,才能作出响亮回答,在历史大潮中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

清初,扬州汪楫兄弟好古力学,诗名在外,前来拜访者问学者络绎不绝。以“不欺”为信条的父亲汪汝蕃,不以为喜反以为忧,告诫说:“吾不愿尔曹为名士,名如翦彩镂棘,实不存也。尔曹与人交以其文,无宁以其行。”务实切实,修行践行,成了汪楫一生的信念。

汪楫,字舟次,号悔斋,原籍安徽休宁,世居扬州,少负才名,慨然以功业为己任,但屡试不第,四十二岁始以明经任淮安府赣榆县训导,四十四岁应博学鸿词科考试,经选授为翰林院检讨,入史馆参与编修《明史》。

名副其实 大家风范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朝廷内外进行了一次大推选,以安排合适人员代表朝廷前往琉球册封王号。这是无上的荣耀,对册封者有严格的要求,另一方面,漂洋过海、惊涛骇浪,对册封者又是十分严峻的挑战。根据康熙特令,礼部最终从内阁、翰林院、礼部、六科和行人司等机构中推荐了“学识宏博,仪观俊伟”者八十二人作为候选对象。出乎意料的是,埋首史书的汪楫竟然入选,而且被康熙任命为册封正使。

无论正使、副使,都代表着国家。但平心而论,与充当副使的林麟焻相比,汪楫不是进士出身,进京为官才三年,级别只是从七品,而林麟焻在康熙九年(1670年)即中进士,授内阁中书舍人,后来又充礼部试分校。汪楫之所以脱颖而出,担此大任,除了他身材伟岸,康熙更看中的是他“文学颇通、人亦甚优”,这也说明汪楫入朝时间不长,其德行、才华、能力得到一致认可。

汪楫果然不负重托。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他带队来到琉球,谕祭先王,册封新王。在那里近五个月,汪楫为琉球的孔庙撰写碑文,改订礼仪,书写王宫殿堂匾额,纵笔为擘窠大字,挥洒自如。据阮元《淮海英灵集》所载,后来出使琉球的使者,都见过他写的碑匾,“其国礼仪,犹遵悔斋所改订。”汪楫还精通音律,与琉球中山王和群臣相互唱和,其气度雍容,举止得体,才学深广,深得中山王悦服。

更令中山王敬重的是,汪楫和林麟焻等人返航前,面对其君臣厚礼,“一文不取,一一奉还”。在利益面前,尤其是合情合理不违规的利益面前,能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接受馈赠本系惯例,受之无可厚非,不受则更展示了大家风范,体现了大国威严。从从七品的县城训导,到从七品翰林院检讨,再到此次身着朝廷赐穿的正一品蟒服,持虎节龙旌,代表国家行使权力,五六年内,汪楫身份实现了大逆转,却依然坚守本心,丝毫没有“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张扬。面对中山王的感谢,他既没有怙势而擅威,也没有乘时而邀利,而是全部当场谢绝。这样的从容和坦然,是他作为上国使者高超的智慧,更是“义以为上”“以义制利”的传统儒家思想涵养的体现。

行仁践义 循吏风度

汪楫擅长书法。这幅“孝悌”横批落款时间是癸亥孟冬,即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当时汪楫仍在琉球。两个大字隶书“孝悌”,敦厚朴拙,自然不造作,有清代隶书的灵动,更有汉代隶书的厚重,更值得注意的是其落款的几行小行书,“尧舜之道,不外乎此”。

孝悌二字,《论语》视为“为人之本”,这是发乎本能的良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能持孝悌,则能行仁义,《孝经》指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孟子提出“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强调“人皆可以为尧舜”,杜甫直接打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旗号。从孝悌出发,进而齐家治国,这是尧舜之道实施仁政的关键,也是千百年来有识之士的共同理想。

汪楫以此向琉球中山王宣导王道,也以此身体力行。

从琉球回来,汪楫一行不以钦差大臣和有功之臣自居,登陆福建,“一到即行,不少留滞”,不给地方添麻烦,减少地方支出和民间摊派,百姓深为感念。

回京复命后,他回扬州为不久前去世的父亲居家守制三年,力尽孝道。后来被召回京城,外派为河南知府,成为四品官员。当时很多人为其外放抱不平,汪楫不以为意。河南府下辖陕州、洛阳、登封等一州十三县,时逢大旱,他到任后想方设法买粮设粥厂,“活饥民数万人”。在河南四年,他始终以孝悌为本,劝善惩恶,实施尧舜之道。《河南通志》评价他“为政清平,崇奖士类,持大体,绝干谒,豪右惮之,善良怀之”,字里行间代表了河南百姓的感恩。

再后来,他到福建担任按察使,主管政法。到任刚三天,适逢一年一度的热审(明清两朝暑季的一种审理制度,以减免或暂时保释轻罪犯人),他对几十起案件,逐个剖析,能减免的减免,能保释的保释,一时间监狱几乎腾空。数月后,在为乡试举行的庆祝宴会上,一位新考取的举人走上前去,面对汪楫跪拜在地,哭着说:“某即某案罪人也,赖公昭雪,得至于此!”汪楫断案,尊重事实,公平公正,一缙绅被诬陷,审讯者偏听偏信硬加罪名,汪楫接手后查清事实,力洗其冤,一权贵为争河流冲击形成的沙滩,以势挟上,地方官不敢阻挠,汪楫坚持己见,依法查办,终使其巧取豪夺未能得逞。两年后,汪楫再次升任为主管福建政务的布政使,再遇饥荒,汪楫一方面用国库银安排到上游采买民间米粮,另一方面到浙江台州平价购买库粮,既保障了国库银钱不流失,也解决了群众吃饭问题。

汪楫任福建布政使前后五年,诗人朱彝尊以“民戴其德”概之,康熙敕封其为从二品的通奉大夫,召入京城,拟提拔为掌管全国刑狱的大理寺卿,汪楫时已患病,告疾还乡,数月后,病逝扬州。

忧民兴学 诗人风骨

汪楫少负诗名,与大诗人周亮工、吴嘉纪、孙枝蔚、王士禛等早有往来,进京后,交游圈扩大,与朱彝尊、龚鼎孳等亦酬唱不绝。

汪楫的诗,既有“儿童不解春何在,只向游人多处行”的清新,也有“松风响何处,涧水下鄱阳”的古冷,还有“且共开颜倾浊酿,不须滴泪忆当年”的感慨,让人印象最深的,则是对“漕船噬人猛于虎”的呐喊。

康熙初年,因运河北段水源不足,漕船重载不能直到北京,于是京东、武清等六县,被要求各造驳粮船百艘,每县拨公田十顷为保养费,征调船工以驳船随大漕船分运粮食。此本良策,却因考虑不周而问题频频:运粮期限长,船工无力顾家,家中缺少劳力难以为继,船户在行船中,不断受到盘剥,粮船被盗,赔偿动辄倾家荡产甚至卖儿鬻女,苦不堪言。朝廷以连坐防止船工、船户逃跑,即便这样,船户、船工弃船出逃仍屡禁不止。漕运是国之大计,牵系到京城数十万人的吃饭问题,漕督更是位高权重,多由皇家嫡系担任,所以逃船尽管普遍,敢为此发声的并不多。汪楫赴京途中,写了一首《驳粮船》,从“船去人空厨无烟”,到“指船问人人不语”,再到借老人低语讲出“漕船噬人猛于虎”的惊人之语,他指出船家弃船如同敝屣,其命运如同被驱的鸟雀,生活何等艰难,句句哀怜,针针见血。

汪楫诗中还有《老农叹》“心劳力作已难支,何堪赋役多纷扰”中的困顿,《新仆》“俯仰身何赖,徘徊意忽惊”中的无奈,《堤上谣》“死者漂,生者卧,不死不生堤下坐”中的凄惨……这些,无不是对“尧舜之道”的悲泣和呼唤,也是对杜诗写史记实的承接和推举。在内容和形式之间,他更加注重内容以及由此而生发的情,周亮工称其诗“萧远闲旷,得古人之意,而深之以性情”,可谓确论。

由诗而文,汪楫出使琉球,撰写了《使琉球杂录》《册封疏钞》《中州沿革志》等文章,留下不少珍贵资料。其《使琉球杂录》中叙及钓鱼屿(即钓鱼岛)在中外之界以内,这一记述是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属于中国的一个力证。

汪楫对办学尤为热衷。四十二岁出任淮安府赣榆县训导,这在当时是极不被看中的职位,他竭尽职责,“日与诸生讲说经史百子,绳削其文词”,使当时赣榆这个偏僻之地,“俊贤儒雅之人出”。他重修了贾谊祠,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解决河南府饥荒问题后,他为嵩阳书院购置学田一百亩,聘请耿介主其事。耿介本是顺治年间的进士,曾牵头复建嵩阳书院,担任过太子允礽的书法老师,后因官场纷争致仕归家,应汪楫之请,六十五岁的他再度出山复兴书院。同年,看到曾经的“程门立雪”之处,竟荒圮无人,汪楫不胜感慨,复其田,立其祠,重修伊川书院,撰写《重修伊川书院记》,指出“伊川者,万世之伊川,书院者,天下之书院”,希望复兴书院,振兴儒学,“庶几百川学海而至于海也哉。”

站在重新修葺的书院面前,听到琅琅书声,看到学子端坐,再想起父亲“吾不愿尔曹为名士”的告诫及其“不欺”的教条,汪楫心中浮出一丝欣慰:文人风骨,诚非虚言,昂扬意气,当复如是。(赵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