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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书看丁宝桢的为官之道
文章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19-12-27 12:24点击:

丁宝桢(1820年—1886年)是晚清有名的廉吏。他曾任江海关监督、山东巡抚、四川总督等职。光绪二年(1876年)初,其长子丁体常被吏部以知府衔发往山西候补,先后署太原知府、蒲州知府、大同知府、潞安知府、山西河东道等职。其间,丁宝桢与长子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在家书中,丁宝桢反复强调为官之道,使体常在仕途上不断成长,“在晋官声甚好”,并得山西巡抚张之洞赏识。

丁宝桢写给体常的家书中,首要内容是谈为官之道。他结合自己的从政经验教导体常如何爱民养民、清正廉洁、勤于司政,使其成就一番功业。

作德于民 永葆仁爱

“民为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基本观念。古语说:“民为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丁宝桢认为,既然戴上了乌纱帽,就要“藉此官势,作德于民”,把爱民养民作为第一要事。在光绪六年(1880年)的一封家书中,他建议体常在“丁戊奇荒”后的招垦中广泛发动群众,让利于民,并确保赈灾款项发放到老百姓身上,“使民霑实惠,钱不虚糜”。

丁宝桢强调要注重培养民气,认为“培养民气即是培养国脉”。所谓“民气”就是人民对国家的精神状态及信任程度。一旦民气遭到伤害,则国家赖以生存的根基就不牢固,易导致民怨四起,乃至倒戈相向。所以,他要求儿子体常认识到培养民气对国泰民安的重要意义,做到“不使一事不可对民,一念不可对民”,把老百姓始终装在心里。

“凡有害民者,必尽力除之;有利于民者,必实心谋之”,这是丁宝桢的民生观。同时,他也要求体常永葆仁爱之心,不侮人、不慢人;遇有可行好事,则随时随地为之;公务经费宽余时及时救济穷苦贫民;遇有人难,如己之难;遇有人急,如己之急。如此做官,必能在邦无怨,深得民心。

清正廉洁 分毫不贪

清廉是为官的本分。管好钱、用好权是为政清廉的两大要点。在体常刚步入仕途时,丁宝桢就反复告诫其必须与“利”划清界限,立志做一清白官,“一惑于利,则日久浸淫,将有流于贪婪而不自知者矣。”体常署理蒲州知府时,当地曾长期流行下属向上司赠送节寿、季规的陋习,体常打算取消节寿,单收季规,以资弥补。得到消息后,丁宝桢认为这两种送礼行为均名目不正,必须全去。若保留季规,就如同“不作劫盗,而作穿窬”,即明目张胆地抢劫不做了,但小偷小摸还是继续做,依然是为贪所动,败坏操守。

古代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民谚,形象地揭露了官场腐败乱象。丁宝桢不为利益所动,两袖清风、甘于清贫,去世时家室异常拮据,竟靠僚属捐送赙金才得入土为安。他在四川总督任上时,多次提醒体常清廉为官,对于银钱尤须清白,务必将每月收支情况详细开摺,呈送查阅,以昭清晰,“不可一毫苟且……不乱贪一钱”,清白做人,方能心安理得,不至授人以柄。

为官当知权责共存。对于秋粮征收中易发增列名目、巧取豪夺等问题,丁宝桢建议儿子体常担负起监管职责,直接发文各州县,现场视察监督,以尽力避免地方官员浮收多取等问题。

勤于司政 尽其在己

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往往能成就一名好官。丁宝桢认为,要做好工作必须勤于下乡稽查,下乡可以与老百姓直接接触,招垦、词讼、滥权之事可以及时了解与处理。他说,下乡遇到官事,可随地审判,较之在城审案,省却不少花费,为老百姓所感激;下乡可接触各色人等,“遇有绅耆,则问以利弊;遇农夫,则告以力作;遇匪棍,则治以严刑;遇词讼,则予以审理”,这样扩大了知府的活动范围和威严,亦可避免下属欺上瞒下。

丁宝桢认为,要成为一名好官,须有高尚的品行,做到“不怠惰、不推诿、不轻忽、不暴躁,而又谦以处己,和以待人,忠厚居心,谨慎办事”,如此“尽其在己”,方谓尽了自己的本分。他还谈到晋升问题,认为对升迁应置之度外、泰然视之。只要立意做名好官并实心去做,不患人不我知。当得知体常在太原候补时已有较好官声,丁宝桢勉励道:“由此声名,大非易易。我闻之喜极,胜于见尔之升督抚、大学士,获银之数十百万两也。”丁宝桢看官声民声重于高官厚禄,体现了其“为官当为民”的价值追求。

丁宝桢任岳州知府时,因时常下乡理政而深得当地老百姓爱戴;在任四川总督治理水患时,因组织疏浚都江堰,开通盐运航道,做了许多利在千秋的实事而被铭记。他感慨地写道:“一年两度河干走,安得苍生免溺饥”。他还勉励体常:“只要自己不惜劳苦”,“认真经理,使实惠及民,则蒲州虽苦,胜于有钱千万万矣。”官位有差别,但“尽人事”须一丝不苟。丁宝桢的权力观看重的是权为谁用、为谁掌权的问题,而不是权欲膨胀、以权谋私。所以,他能做到敬畏权力,秉公用权。

德行素养 苦心修持

德行修养是为官的基础。提高德行修养首先要靠学习和积累。丁宝桢在家书中多次要求体常在工作之余勤于读书写字、作诗文、看律例驳案书籍,以养身心、长见识,提高为人处世能力。他认为,好官的共性是“明习当时之务,又好读书,稽古以充之,见闻日益广,持守日益定,才识日益闳,其所谓明体达用者也”。做官既需要能力,更需要修养,“德为官之魂”“官无德不威”,只有重视官德,才能赢得拥护。

在生活上,戒绝奢华,勤俭持家。光绪十年(1884年),体常给父亲寄来皮袍褂、马褂,丁宝桢认为这类衣服过于奢华,穿之可惜,并要求儿子不要再寄,因“向不爱穿好衣服”。他还告诫儿子说:“家用务宜节省,肥浓易于致病,不如清淡之养人。华服适滋暴殄,不如布衣之适体。”他认为,为人只要不饥不寒,即是天地间一大福气。奢靡之风助长官员恶习,“既富且贵”思想为廉吏所不齿。他严肃批判当时官场上的骄奢陋习,“动辄花费数千金,果有益乎?无益乎?不过暴殄作孽耳!”

丁宝桢在仕途上多次被弹劾降职,但从不怨天尤人,历经波折仍宠辱不惊。在家书中,他引用古语“受辱不怨,受宠若惊”“居安思危,在乐思忧”“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等告诉儿子在官场上要谨慎低调行事,谨记“虚己者进德之基”的道理。

家人书役 严加管束

丁宝桢认为,家人、书役必须严加管束,毋使扰民。他说:“书差务要严行约束惩治,家丁务要时时稽查,不可使之沟通差役在外弄钱,亦不可令其与县衙门家人来往。此极要紧,官声之好否,全系乎此,慎之慎之。”丁宝桢对管好身边人看得非常重要,原因就在于身边人容易借助主子的官势及便利条件获取非法利益,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为管好身边人,丁宝桢首先强调管好自己。他认为“自要自己事事清白,处处公正,虽有小人,亦不能为我害也”。当自己守住底线,做到以上率下,身边人也自然会端正是非观念,与为非作歹的事划清界限。同时,他认为应加强对家人、书役的约束和稽查。约束就是该做的事就做、不该做的事坚决不做,使家人、书役明了自己的职责所在,不可任凭其滥权。稽查就是要经常从老百姓中获得实情,不能偏听书差之言。他曾给体常出过一招,通过张贴告示,严防身边人掯勒、需索、搕诈、卖放等弊,“谕各商人,如有此弊,准其随时喊禀,立即严究。至商人一经喊禀,即应立刻坐堂查讯,重则重办,轻则当堂笞责……设有搕索得赃者,立时究返,当堂发还商人,不迁延时刻”。如此,则可使书役、家人有所畏惧,不敢恃势凌人。丁宝桢认为身边人“坏人名声最易”,他提出严加管束身边人,做的是除虫防腐工作,是树立官威、官德、官声的体现。

做官不易,古今同理。但官有官德、官有官范,为官者有其基本的操守。丁宝桢的为官之道彰显了其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的官德官范,是做官者可资借鉴的官箴,对于今天的廉政建设也有借鉴意义。

(作者杜敦科系遵义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贵州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贵州省社科院基地研究员)